经历“最冷假期”后，华强北商户寻找“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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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查货品来源的管理要求下，“水货”手机逐渐失去生存空间，深圳华强北的大批手机商户遭遇“最冷假期”。不过，他们借助之前的经验积累，纷纷谋求新的出路。有的将销售渠道从线下搬到线上，还有的转向回收、销售国产或国行二手手机。
走进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飞扬时代大厦，记者发现高高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大红色横幅显得格外醒目——“依法依规经营，严禁销售无合法来源产品”。
“我们严格查验货品来源，要求出示相关凭证、发票、收据等材料证明来源合法，才允许售卖。”近日，飞扬时代大厦市场管理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守一天，亏一天”“一部手机只能挣百元差价，利润减半”“有客询价却无货”……在严查货品来源的管理要求下，“水货”手机逐渐失去生存空间，华强北飞扬时代大厦的大批手机摊贩面临集体转型。
告别“水货”后，华强北商户该何去何从？记者采访了解到，商户们借助之前的经验积累，纷纷谋求新的出路。有的将销售渠道从线下搬到线上，有的尝试将“战场”转向回收、销售国产或国行二手手机。
借助从业经验实现转型
销售二手手机，尤其是“水货”手机，对华强北倒卖二手手机的年轻人(被称为“背包客”)而言，曾是一项具有售后风险的工作。为了避免售后问题，验货、测试是“背包客”的必备技能。
“拿回去有问题的手机，‘档口’老板不认账，不肯退换，就只能自己花钱修好。”“背包客”钟杰直言，自己也曾因拿了问题机吃过亏。如果问题手机导致客户退货，“背包客”不仅要承担来回几十元的邮费，还会耽误客户销售，影响信誉。
在飞扬时代大厦，售卖、维修、物流服务实现了“一条龙”。“背包客”们在档口拿到货后，测试发现有问题，不出大厦就能解决维修问题。一些“背包客”还懂得一些简单的维修技术。“货运过来都是没有修理过的。拿货时，只能将同一型号的整批货都拿走，不能挑选，质量参差不齐。”凭借长期的经验积累，遇到一些小问题，“背包客”林冲锋逐渐学会了如何维修。
在转型过程中，档口老板和“背包客”们利用先前的经验积累，或开设线下实体店回收、转卖国行或国产二手手机，或通过分享手机挑选、使用、维修的一些小技巧吸引一批粉丝，拓展客户来源，开辟线上销售渠道。
转卖国行“靓机”
“iPhone12，128G，国行双卡双待全网通5G，价格2580元”“高价回收，好坏二手手机都收”……翻开近期陈立群的微信朋友圈，记者留意到，他已经逐渐告别“水货”行业，将“战场”转到国行“靓机”。
“二手手机新旧程度不同，价格也有所不同。按外观成色区分，可以分为大花机、小花机、靓机、充新机。只要屏幕花了，都不能算是靓机，只能划为花机。充新机就是有使用痕迹但可忽略不计。”“背包客”钟杰介绍，作为“搬运工”，客户需要什么货，他们就拿什么货，但要保证是原装机。对从业者和客户而言，国行“靓机”的售后相对“水货”更加便捷。
去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明确要规范发展二手商品市场，同时鼓励“互联网+二手”模式发展，鼓励平台企业引入第三方二手商品专业经营商户，提高二手商品交易效率，推动线下实体二手市场规范建设和运营。国家不断释放利好政策，对二手手机回收行业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成立工作室、开二手手机店、入驻互联网二手交易平台……记者了解到，华强北的档口老板和“背包客”们正以多种方式开辟自己的二手手机回收和交易业务渠道。
线上销售，“小单快跑”
将档口退租后，林冲锋尝试线上销售，试图通过短视频社交软件积累客户。“我在社交平台以视频形式分享基本的手机维修知识以及不同型号手机的小技能，吸引了一些粉丝，有少量发展成了客户。”林冲锋说。
记者在短视频平台搜索“背包客”，发现有不少华强北从业者以视频形式介绍如何购买性价比高的二手手机以及手机摄影技巧、维修技能等。这些期望通过线上销售谋求转型的“背包客”中，既有粉丝数量寥寥者，也有人积累了近20万粉丝。“粉丝中大部分人对二手手机感兴趣，当有购买需求的时候，自然会找到关注的博主。”林冲锋如是说。
此外，也有一些手机摊贩尝试销售品牌新机。与飞扬时代大厦不同的是，华强北远望商城主要销售各品牌新机，是全球最大的“一站式”手机、数码产品采购中心。
在远望商城租有档口的叶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属于经销商，相当于做多个品牌手机的批发业务。经销商能从厂家、代理商处以较低价格拿货，主要客户是电商平台的店家。“与‘水货’相比，利润肯定低一点，但属于合法经营，‘小单快跑’，这也是不错的行业。”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中新社70年丨周秉德：我很怀念在中新社的日子******
作为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也是陪伴周总理夫妇时间最久的周家晚辈。
她于1988年进入《华声报》工作，1994年调入中新社，担任副社长，1998年4月退休。
▲周秉德女士时间过得飞快，转瞬之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24年了，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恍如隔日。
骑单车，练就心宽体壮
我在《华声报》和中新社工作11个年头，上下班大都是骑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其乐融融。
我觉得骑自行车上下班既锻炼身体，活动筋骨；又一路赏光看景，心旷神怡；用现在的话说，还低碳环保，有利环境。
在工作中，我对分管的行政、财务和技术部门的主任们常常强调：我们这些部门的职责，就是全力保障为新闻采访业务服务，我们就是配角，没有新闻采访业务，我们这些部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各部门主任也认可，都拧成一股绳，全心全意为新闻业务服务。大家相处非常愉快，基本上称名道姓，有的司机都叫我“秉德”，我也喜欢这样称呼。
主任们有事推门就进我屋，有些事在楼道边走边谈就解决了。我很怀念那些日子。
电脑化，首创采编大平台
初到中新社，虽已年近花甲，仍非常想为中新社再干些事情。
在一次社委会上，大家谈到，互联网已在欧美率先使用，国内一些具有超前意识的公司机构已照猫画虎地学了起来。我们也应该尽快走这条路。
我想，我们新闻单位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当时中国还没有进入网络时代，我首先要求技术部做好电脑系统的程序配备；并给记者编辑们办了几期电脑培训班，要大家学会用电脑打字、联网。
经报社委会决定，将四楼改造为现代化的大平台办公方式。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96年，中新社首个电脑大平台办公终于建成了。中新社一些编辑记者终于从纸笔中解放出来，向电脑化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现在，中新社从3楼到7楼，已都是电脑化、网络化大平台办公了，这变化太大了。回想当年，还能为中新社电脑现代化建设干出了这么一件打基础的事，心中尚感自慰。
进行近二百次讲座，接受逾百次采访
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我组织了亲属、身边工作人员、老一代革命家子女等百多人，到家乡江苏淮安参与了多项纪念活动。
2004年以来，在香港和澳门，我以“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身份，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同香港、澳门有关单位举办了6次有关周恩来的展览，受到港澳同胞、特别是青少年的热烈欢迎。
▲周秉德出席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在香港新光戏院的首映礼二十多年来，我应邀到北京和外地几十所大学，国家机关一些部委党校、企事业单位等进行近二百次《在身边感悟伯父周恩来的人格风范》《传承红色家风 弘扬革命精神》的讲座，宣传共产党领导人的严于律已、平等待人、艰苦朴素、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终生的高尚品格及光辉业绩。
▲周秉德出席“海棠绽放纸短情长——周恩来邓颖超书信图片展”发布活动清华大学举办的企业老总班，一位老总听了两次，又把我请到他们单位去讲座。
平时，特别是重大纪念日前，我要接受上百次电视台、报刊杂志的采访，介绍伯父的高风亮节及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及我亲身感受的教育等。
2010年和2011年，日本NHK电视台根据我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先后6次来京，采访80多人，编辑出4集专题片《亲人及亲信口述周恩来》。该片于2011年8月1日至4日晚8时黄金时段播出，引起日本知识界强烈反响。
同年10月，日本法政大学华籍女教授王敏来京时，对我说：“这部电视片在日本反响热烈，好多人说，日本要有这样的领导人该多好！现在周恩来在日本是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看来，这对促进中日友好的民间交流，也能起到一些作用了！
我参加的各项活动，都会表明自己是中新社的退休人员。我也以此为傲。
作者：周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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